编者按：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1925－1995）是法国影响巨大的后现代哲学家，是六十年代以来法国复兴尼采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德勒兹正是通过激活尼采而引发了对差异哲学和欲望哲学的法兰西式的热情。如今，德勒兹的影响遍布人文科学的各个角落，他的《反俄狄普斯》和《千座高原》业已取得世界性的声誉。鉴于德勒兹还远未在我国学术界获得应有的重视，我们特意刊发以下文章，以期引起知识界对德勒兹的兴趣和重视。
在德勒兹的早期哲学生涯里，他也卷入了哲学的压制性同谋中，他也生活在斯宾诺莎、休漠、康德、柏格森等伟大的哲学姓名的阴影之下，总之，他也在哲学机器中运转。但是，很快，他就开始迷恋那些溢出哲学史之外的人物和思想了。他和尼采的相遇给了他深深的一击。尼采，这个被福柯称之为“从哲学的深山里突然杀出来的农夫”，将德勒兹（和福柯）从哲学史的泥淖中拉出来了，尼采不仅仅让那个久远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终结，他还使之根本性地扭断。他用片段性来对抗哲学机器的总体性，用警句对抗逻辑，用笑声和反讽来对抗严肃和伪饰，用隐喻对抗换喻，用文学对抗哲学，用谱系学对抗形而上学。尼采的这种反哲学姿态给予德勒兹决定性影响：如果确实存在着某种哲学家的话，那么也断然不是形而上学家。德勒兹的雄心就是要作一种尼采所谓的“新型哲学家”或“未来哲学家”，也即是一个实验哲学家，一个摆脱哲学史恐怖的哲学家。
德勒兹的着眼点是欲望，他修正了通常的欲望概念。在拉康和弗洛伊德这里，欲望是由于欠缺而引起的一种主体心理状态，因而它是匮乏式的、收缩式的、否定式的。德勒兹则将欲望看成是生产性的，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非中心性的，非整体化的，欲望是和尼采的意志类似的一种创造性力量，它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颠覆性，它应该充分地施展出来。对于尼采和德勒兹来说，主动、积极和肯定性的力量都应受到鼓励和释放，世界因此才能处于永不停息的更新和变革状态中。但是，欲望遭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封锁，后者在不停地对欲望进行编码和领域化，使其生产能力静止、停滞和瘫痪。为此，德勒兹（和伽塔里）不停地对资本主义机器进行攻击，他们寄希望于欲望机器，他们充分发掘欲望的生产本性，他们倡导一种游牧思想，一种永不停息的欲望生产，一种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一种驰骋高原的身体奔突，一种混乱不堪的力比多流。对德勒兹而言，资本主义的禁忌、律法、体制、契约，都应被欲望冲毁；任何编码，都应被无情地解码；任何领地，都应被游牧所践踏；任何整体，都要为根茎所穿透。
德勒兹的政治学是一种欲望政治学，他并不排斥阶级政治，但是，要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阶级政治是不充分的。霸权式的法西斯主义不仅仅存在于希特勒式的政权政治中，它还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各个角落中，存在于每一个人隐秘的心灵深处，个人身上的自我可能是培育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因为一个固定化的、内敛的完整主体都可能埋藏着法西斯主义的人格种子，因此，德勒兹的主张是反俄狄浦斯，即反自我，因为自我正是欲望的首要编码机器，这样，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家扮演的是牧师般的角色，他们试图调教和驯化盲乱而积极的欲望，企图将非分之想纳入秩序和理性的轨道，企图建立顺从而完整的主体自我，总之，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秩序的帮凶，是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巩固和整合，是不折不扣的编码大师。德勒兹的主题之一就是攻击弗洛伊德的这种精神分析，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他对精神分裂症者大加赞赏，将他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真正欲望英雄，正是精神分裂才可以拆毁资本主义的伦理界线，才可以将资本主义机器冲得四分五裂，才可以清除那种稳固的结构性的法西斯式的人格主体。
德勒兹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企图都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无论这种总体性是哲学式的，还是机构式的。只要是禁区、结构、压抑，只要是权威、机构和暴君，德勒兹都难以容忍。他总是求助于一种外溢式的突破、对任何禁锢之地的穿越、对所有框架的逃离、对一切中心性的拆毁。他对静寂主义持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对尼采的推崇，是对权力意志的推崇，对卡夫卡的推崇，是对变形的推崇，对福柯的推崇，是对政治变革的推崇。这一切都和一种旺盛的变化活力有关，都和一种积极的欲望政治经济学有关。可以将德勒兹恰如其分地定位于僵化及僵化所引起的压抑的反面，不论这种僵化采用的是树状思维、国家思维，还是再现思维、总体性思维；不论这种僵化是全盘性的、宏观性的，还是局部性的、微观性的；哪里存在着压抑性的僵化，哪里就存在着德勒兹式的永不停止地对之进行摧毁的欲望之流。
德勒兹的文本也不例外，他反对秩序化的章节安排模式，他也想清除掉书本固有的形而上学残渣。在《差异与重复》中，他将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这两种体裁巧妙地嫁接起来。在《反俄狄浦斯》中，他试图清除艺术和哲学的界线，并有意使其成为一种杂乱的分裂话语，成为一种疯子文本，成为一种布满文学意象的艺术品。德勒兹有意地发明大量的新奇、怪异概念，从而抛弃传统的哲学要素，但是，正如福柯所言，不要在这些概念中寻找哲学，最好将《反俄狄浦斯》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在《千座高原》（这是德勒兹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中，德勒兹更加彻底，他运用了随机式的拼贴，他尊重即刻性和偶然性，他抛弃了理论陈述和哲学推理，书的等级制和中心性被颠覆了，在后结构主义者这里，德勒兹对书籍的这种姿态不是孤立的，德里达的《丧钟》、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都是德勒兹式的书的终结的同道。
但是，德勒兹与这些后结构主义同志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在结构主义如火如荼的六十年代，德勒兹已经是一个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了。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色彩直接来自尼采，而不是来自于索绪尔，他似乎是少见的未受索绪尔影响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这使得德勒兹的身影显得孤立而突兀。即便是福柯，也曾在当时的结构主义阵营中徘徊。未受结构语言学洗礼的德勒兹，确确实实，从一开始就有政治和历史抱负，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尼采式的激进的责任意识和革命意识，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德勒兹的确与众不同，为此，对于“这个法国数一数二的哲学才子”，福柯由衷地表达了他的敬意：“二十世纪将是吉尔·德勒兹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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